1994年9月，我是以調劑的身份被山東輕工業學院（現在的齊魯工業大學）機械設計與制造專業錄取的，我記得那年濟南的9月還彌漫著殘余的夏熱，秋蟬在黃臺北路23號的路邊的樹上不停地嘶叫。那時候的高考是先報考，再錄取，我的第一志愿是清華，我高考發揮失利，即便是省級三好學生的20分的加分（有實力報考北大清華的加分，全縣只有一個名額），我都還差十幾分。
我接到山東輕工學院的錄取通知書的時候，送通知的鄉鎮上的一個郵遞員對我父母說，恭喜你家孩子考上了濟南的一所大學，錄取通知上赫然寫著濟南黃臺北路23號。能考上本科就已經很不錯了，那年，我們縣城考上的本科只有不到三十個。我父母倒很是高興，連連說，這個學校不錯，我父親還樂不顛地送給郵遞員一盒香煙，以示“金榜題名”的獎勵。
我入學的時候，是我三哥送我去的濟南，走得匆忙，把一個應該攜帶的包裹忘記在毛驢車上了——解釋一下，我家離公路還有5里地，需要毛驢車送到公路旁邊搭車。
入學后，和藹卻嚴厲的王玲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我記得她的安慰只有簡單的六個字：“既來之，則安之”。后來，她幾乎以“斬釘截鐵”的口吻說：山東輕工業學院不會辜負每個學生的。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我的同位張宏——他是來自煙臺龍口的學生，估計畢業于煙臺一中或者二中，當時學校的規模很大——竊竊私語到：這個大學還沒有我們高中大，怎么不是辜負了？！
王玲老師接下來的發言倒是把我們給鎮住了：她剛剛帶的機90（機械設計與制造專業1990級的簡稱）有兩個人留校，很多人考取了研究生，很多人評為了省級三好學生或者是班委，很多人入了黨，很多人英語六級通過；英語四級的通過率是接近100%，考上研究生的都是名校……我忘記了具體的數字，但是當時王玲老師對機90的滿意和自豪，讓我立即充滿了激情——我們也可以和機90一樣優秀。
“我是調劑的學校和調劑的專業”的心理陰霾一掃而光，我似乎能看到我帶著安全頭盔的高級工程師的未來，穿梭在機器轟鳴的車間里，手里拿著機械零部件的圖紙，指導工人車銑刨磨，把一個個工藝復雜的機械零部件精細完美地加工出來。
感謝王玲老師讓我不那么“討厭”機械設計與制造，甚至愛上了這個專業，并且未來我從事的企業管理專業，我也得益于學習機械專業時樹立起來的嚴謹的思維：你輸入的什么？輸出的是什么？底層邏輯是什么？……這也是營銷管理或者品牌管理最為推崇的實踐邏輯。
近三十多年過去了，再回顧入學的那一段經歷，我深為能成為王玲老師的一名學生而感到慶幸和自豪。其實，到目前為止，國內高校入校后的思想教育都是以樹立志向和激發夢想為主要的內容，但這個時候，讓剛入校的學子順利渡過“斷奶期”才最為重要。
“斷奶期”的具體表現是：有相當一部分的學生入學以后，自己原來的大學夢想和現實是有差距的，越是非“雙一流”和985、211的院校，這個差距的表現越是明顯。王玲老師的巧妙是案例展示法，你很優秀，但是你的師兄師姐更優秀，本專業的，就在身邊的，而且是剛剛發生的，這個更有說服力。
我記得王玲老師有個小筆記本，上面“星羅棋布”般記著所有的本專業（甚至擴展到機電系）表現好的學生的案例，只要是開班會，王玲老師拿著小本子開講“隔壁班優秀學生”的案例。真是怪了，我們不反感這種身邊人案例的做法。
后來，我也算是做了教育——企業教育的行業，才知道這叫個案展示。我們知道家庭教育中，“隔壁家孩子”的個案展示并不討巧，很容易引起孩子的反感，建議家長少用，但在大學里，以班主任的口吻，而且是現身說法的“隔壁班優秀學生”的個案展示，學生們絕對是從善如流，甚至奉令承教。
近三十年過去了，或許王玲老師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她辛苦的飽含關愛的付出得到了學生們的尊敬最重要的原因是——她的無私的不分等級的關愛，尤其是對家庭困難的，學習比較吃力的學生的關愛，讓她贏得了尊重。有教無類，不分等級，一律公允，王玲老師的教育關愛原則，從未改變。
我是機94-2班（機械設計與制造1994級2班的簡稱）的團支部書記，干了四年的團支書，被稱為“老書記”。我和搭檔班長祝明多次提及那段和王玲老師共度的難忘時光。我們倆其實很有“怨言”，做了班委不能談戀愛，不能申請困難基金，不能在校內申請勤工助學的機會，不能有一門掛科，工作做得不到位還要接受批評。祝明現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著名的機械工程及自動化專業教授，但提及此事，他和我一樣還為“關愛不均”吃醋。當然，我們是“矯情”了，誰不知道王老師的“大愛無情”表達方式：你若是強者就無需太多的寒暄了。
而那些掛了科的同學就不一樣了，會得到王老師的“格外”關照，談心，安慰，甚至還找任課老師給予輔導。我們一個班的王海梅同學，現在海爾工作，做研發企劃經理，她說，現在還有時候做夢，夢到王老師告訴她：你又有一們掛科了，怎么辦？！她感謝王老師當年給她的關照，在晚自習的時候找她談心，鼓勵她掛科不要有心理壓力，但要有行動上的動力。王海梅說，談話往往就在走廊里，晚自習期間。晚上的月光很柔和，王老師在逆光里娓娓道來，王海梅在順光里頻頻點頭。王海梅說，王玲老師讓她知道了如何釋放壓力，否則她不會在海爾干了近20年。
我們學校當時有個硬性的規定：掛科四門是拿不到畢業證的，過不了英語四級也是拿不到畢業證的。王玲老師認為：拿不到畢業證對不起學生自己，更對不起學生家長。
對生活困難的學生，王玲老師絕對是厚愛有加。
我記得王玲老師有個小布兜，攥在手里頭，除了教案外，大概就是棉手套，零錢或者是暖水袋、紅糖、感冒藥等諸如此類的“百寶箱”。我依稀記得，當年聶永芳同學參加學校的運動會，是個接力賽，王玲老師沒少在生活上關照她。
王玲老師的博愛有口皆碑。按照一般的思維邏輯，那些家境優渥，背景深厚的學生才會有更多的關照，但在我們班，在王老師帶的所有的班級里，截然相反——家貧總有厚愛關照。我們私下里戲言：貧寒總有王式陽光照耀。
孫勛武是我們班家境不好的學生之一，王玲老師讓他首先學習優秀拿獎學金，再給找勤工助學的機會，再給一些她自己的資助。但是，王玲老師從來不對外人說，甚至給我們這些班委也不透露具體的細節，只是要我們把勤工助學的名額讓給他。
后來，是孫勛武自己說的，衣服，生活用品，一些零用錢，王玲老師都給過。孫勛武也不負眾望，學習成績非常好，常常拿獎學金。后來工作后考取了上海研究生。據說，孫勛武工作后，王老師還張羅著給他找女朋友，那種關愛仿佛是“全生命周期”的。
時間過得很快，從1994年的9月份到1998年的8月份，四年的時光過去了，機94-1和機94-2班光榮畢業，我記得除了我們班一個英語怎么也過不了的四級的人之外，其他人都順利畢業了，我們班機94-2還被評為了省級優良學風班，班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有6個之多，后來再考上的占了班級的60%以上，后來更多考上博士的那就是后話了。
我們如愿以償地超越了機械90，王玲老師的教育方式也得到了學校和社會的認可。我們畢業后，王玲老師除了帶實驗，講授機械設計等課程外，班主任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我們從師弟師妹那里得知，王玲老師一次帶六個班的班主任。再后來，王玲老師的班主任管理模式成了山東輕工業學院的一個教育特色，王老師受邀在山東省內高校巡回宣講她在大學當班主任的先進事跡和做法，得到了各高校的高度認可。王玲老師成了學校的名師，社會的名人。
我們畢業7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的11月份，王玲老師創建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基金——王玲特困生救助基金。
基金的設立初衷是幫助家庭困難的優秀學生，鼓勵學生自強不息，對學生成長成才起輔助作用，家貧也出英才。基金對學生是無償使用，有力償還，這樣不僅培養學生的責任心，同時可以讓后來的學生循環使用，形成一個愛心傳遞的鏈條。
“愛去愛返，福來福往。”校內的老師，學校的領導，畢業的同學，曾受到資助的畢業學生，社會各界愛心人士，紛紛捐款，王老師的救助基金規模越來越大，惠及的學生越來越多。
2020年是我們國家“十三五”的最后一年，國家要實現全脫貧和精準扶貧，校園里同樣需要踐行這個國家戰略。“扶貧扶志”，以“智”扶貧，青年脫貧，方得長久。
只不過，王玲老師覺得自己的精力不夠用，可需要幫助的學生卻越來越多。和王老師同時代的人大多都退休了，王玲老師退休后返聘，家庭內的事務全部丟給了王老師的先生——昃老師。因此，當我們看到救助基金在惠及學生，看到學子們考上了名校研究生，或者是學子們找到了好工作，但我們不應該忘記王玲一樣的老師背后的默默付出。王玲老師的孫子她沒有時間照看，好在兒媳婦理解，但王玲老師私下里卻表現出自責的心態——博愛給學生，家庭里就只有委屈家人了。昃老師笑著說，人家都去跳廣場舞了，你們王老師，加班車經過廣場舞，她都不待看一眼的。
王玲特困生救助基金的背后不只是王玲老師，我所知道的例如陳嘉川校長、老院長王敏院長，高進書記，寧舒博士，劉迎凱老師等等，他（她）們紛紛捐款，在資金上和精神上都給予了王玲特困生救助基金的莫大支持。
高進書記在我上學的時候是我們《金屬材料》課程的授課老師，她是清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和藹可親、專業職業。在這門課的考試之前，高進老師專門設置了考試前難題答疑環節，高進老師說：學習最好的結果是努力了也學到知識了，還能考試得高分獲得獎學金，這不是一舉兩得嗎？學習是快樂的事情，別為了考試而考試。我們那一屆，高進老師的課沒有掛科的，而且平均分好像在80分以上。我后來給很多的機械制造類的企業授課，每每受邀參觀他們的生產工藝，我都特別要求看淬火的環節，因為當年高進老師把這個工藝講得特別生動有趣，至今還回味無窮。
我依然記得高進老師給我們授課時的一個細節。《金屬材料》每周兩節課，而且安排的是上午第一二節課，第一節課下課后，好多沒來及吃早餐的同學就去燒餅店買兩個燒餅充饑，課堂上就蕩漾著肉餡燒餅的蔥香。每到這個時候，高進老師都開玩笑地說：“別著急，慢慢吃，以后早起一會就不用這么匆忙了——如果確實起晚了，早餐還是要補的，燒餅的蔥香味不難聞。”高進老師的菩薩心腸由此可見一斑。
高進老師“學高為師，身正為范”，后來理所當然地擢升為機械工程學院黨總支書記，她是王玲特困生救助基金的積極推進者和參與者。高進書記對基金的“貧困”定位很精準：貧困生，一般就是說因家庭原因導致物質貧困，但他們在精神上不見得貧困。
按照目前“世代”的定義，人群按照年齡分為X世代（一般1962-1979出生）、Y世代（一般1982-2000出生，也稱千禧世代）、Z世代（一般1995-2010出生）和α世代（2010年之后出生），學校里都是Z世代的學生了，當然，未來α世代又會是主流。但這不妨礙王玲特困生救助基金的“關愛方式”，因為它是各世代的人都讀懂的愛的傳遞方式，和人的年齡無關。
王玲老師推崇教育家陶行知的一句話：“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這種無私的愛，讓人動容。而王玲老師兒子的名字，就叫“昃草心”。
著名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奇說：“從早到晚我一直生活在他們中間，我的手牽著他們的手，我的眼睛注視他們的眼睛．我隨著他們流淚而流淚，我隨著他們微笑而微笑。”
如果把這種教育關愛下個定義，我想 “王玲式” 教育關愛最為妥帖。
